拉拉谈戈洛夫金、阿瓦雷兹、查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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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民胞物与仁民爱物‘民胞物与可以说是天人合一的基本内容，这一命题由北宋理学家张载提出。

儒家极为重视士阶层在道德教化中的作用与意义。但总体说来，这大概与宗教的两个面向不无关联：一方面，宗教给人提供动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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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整个西方哲学史中，与普罗泰格拉和苏格拉底的遭遇相似的例子仍有不少。可以说，孔子与老子共同继承了殷周以来人文主义的思想跃动，并进行了创造性地转化，激发了后来各家人文思想的发展，最终汇聚成了一股时代的潮流。内圣主要指教养与修养，而外王则是对社会与民众的关怀、担当社会责任。另外，值得注意的是，苏格拉底本人在申辩中也始终是信神的，只是他所信的神不同于旧的神。总之，孔、老继承了中国古代文明中的人文传统，并绵延不息地形成了百家争鸣，激荡着各家由天下无道走向天下有道，为人类的活动开拓了前景和方向。

翻开任何一本西方哲学史，我们都可以看到整个希腊哲学所呈现出循序而进的思想历程。这无疑都体现出了西方哲学中浓厚的神本思想。[85]参见《周敦颐集》卷三《遗事》，第82页。

并且举例朱子平生喜论《太极图说》，王白田《年谱》记载其临终前数日，犹与学生讲《太极图说》，未尝虑言之有弊而不言，故唐君毅反诘道：则又焉知程子必为虑言之有弊，方不言乎？[97]按唐氏此说不能无病。对第一点反对意见，正如有学者指出的，宋代以字称呼对方，乃是一种常见现象，并非不尊重。李存山指出，这三篇都只是节取了《太极图说》中‘二五之精以下的意思，而不讲‘无极而太极……分阴分阳，两仪（天地）立焉。某尝欲注此语于《遗事》之下，钦夫苦不许，细思无有出是说者。

如曰仲尼、颜子所乐，吟风弄月以归，皆是当时口传心受，的当亲切处。[31] 钱穆：《朱子新学案》第三册，第90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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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子好友张栻，即在朱子作《太极图说解》以表彰周子之时，提请朱子注意二程未尝言及《太极图》的这一事实。[48]参见（宋）陆九渊：《与朱元晦》，《朱熹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》第3册，第1832-1833页。[59]这一观察无疑是到位的，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照周、程之间理论差异的极好的视角。至于余卷所载讲学之方、日用躬行之实，具有科级。

受学乃先生自言，此岂自诬者耶？大抵近世诸公知濂溪甚浅，如《吕氏童蒙训》记其尝著《通书》，而曰用意高远。）[6] 参见邓广铭：《关于周敦颐的师承和传授》，载《邓广铭治史丛稿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997，第211页。[12] 钱穆：《朱子新学案》第三册，九州出版社，2011，第59页。先觉相传之秘，非后学所能窥测。

二气交运、五气顺布、五气交运这类表达则直接脱胎于《太极图说》中的五气顺布、二气交感之语。无怪乎钱穆先生批评到：谓‘青出于蓝，谓‘更自光大，岂即不传其学之谓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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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2]故刘立之所叙更加详实，亦无可厚非。[80]吕祖谦此言之意与朱子所谓既未能默识于言意之表，则驰心空妙，入耳出口，其弊必有不胜言者，[81]以及明道所言不可穷高极远，恐于道无补，[82]其意大同，即都是从学者做工夫的角度，提醒学者要下学上达，不可躐等。

一动一静，互为其根的简写。尽管朱陆都同意太极乃指理而言，所不同的是，象山认为这种看法似乎是自古以固然，毋庸置疑的：自有《大传》至今几年？未闻有错认太极为一物者。[32]（宋）朱熹：《文集》卷30，《朱子全书》第21册，第1306页。相反，他将《通书》的地位抬得很高，认为其言包括至大，而圣门事业无穷矣，甚至能够度越诸子，直以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、《语》、《孟》同流行乎天下。[36] 参见（宋）胡宏：《胡宏集》，吴仁华点校，中华书局，1987，第189页。关于《太极图》的来源问题，在当时就有诸多争议。

[60] 《二程集》，第15页。[82] 《二程集》，第15页。

[67] （宋）朱熹：《太极图说解·后记》，《朱子全书》第13册，第79页。在当时，这种以理理解太极的思路，也并不占优势，更别说达成一个广泛一致的意见了。

其次，朱子通过对比二程对张载《正蒙》之不满，推知二程对那种热衷于构造宇宙本体论的理论活动，同情其动机，但并不赞成其方式。[89] 参见《宋元学案》，第383页。

《语类》中有一条朱子与问者的语录，足以说明此一点：问：先生谓程子不以《太极图》授门人，盖以未有能受之者。汪应辰应该亦是从推尊程门的角度，认为二程之于周子只是少年尝从学，而不能言受学，甚至认为用从游都过重。由此梭山得出结论，即《太极图说》或是其学未成时所作，或是其所传他人之文而非其所自作。[68]朱子此处周子手是图以授之之言乃根据祁宽所作《通书后跋》或云：《图》乃手授二程之语。

4.汪应辰《与朱元晦》：濂溪先生高明纯正，然谓二程受学，恐未能尽。但我们站在周、程各自的学术立场上审视的话，此两种理论的侧重点之不同却无法忽略。

[61] 参见李存山：《太极图说与朱子理学》，《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》2016年第1期。只不过程子担心言静易使学者有喜静厌动之弊，或以为虚静，流于释老，故且只道敬。

宋代新儒家重新揭橥圣可学而至的先秦儒家旧义，为中国思想界打开了一个新天地。[57] 《二程集》，第495页。

[78] 朱熹：《太极图说解·后记》，《朱子全书》第13册，第79页。因此，首先，胡子根据明道昔受学于周茂叔之语，断定周程之间有事实上的授受关系，即所谓的周子启程氏兄弟以不传之妙，一回万古之光明，其功盖在孔、孟之间。这可能也是朱子后来并未像前一封信中所说的那样，要参酌汪应辰的意见承命而改，而是坚持用受学二字的原因。可见，二程兄弟都接受了周子圣人可学而至的思想，[51]并且所学乃圣人之道而非其事功。

[56]《宋元学案》，第644页。情既炽而益荡，其性凿矣。

朱子在上引建安本《太极通书后序》中对这两种观点进行了批评：夫以先生之学之妙，不出此《图》，以为得之于人，则决非种、穆所及。故《宋史》作者采本句入《周敦颐传》，改写为：尝著《太极图说》，明天理之根源，究万物之终始，[25]显然很好的领会了朱子的用意，即在朱子看来，《太极图》乃是周子思想的核心。

二程与周、张，包括邵雍，在理论兴趣方面侧重点确实有所不同。伊川于太学从学于胡瑗之前，即受学于周子，二者之间的思想之联系，历历可见，决非朱子捏造之师承关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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